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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更需要莎士比亚
2015-04-25 22:24:38 来源:楚天法治-社会与法 编辑: 秦彬
克尔·桑德尔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更需要莎士比亚
采访/于青  图一阿灿/新周刊
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并没有考虑到孩子的健康,以及他们玩耍的乐趣;它也不包含诗歌之美和我们婚姻的;力量、公共争论的智慧以及公共官员的正直。
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Sandel),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注册人数最多的公开课“公正”主讲,擅长将课堂变为苏格拉底的辩论场。
21岁时,桑德尔报道了尼克松弹劾案的听证过程,差点成为一名政治记者。22岁从布兰迪斯大学毕业,拿着奖学金去牛津大学读研后,对政治哲学的兴趣一发不可收,一口气读到博士,并以批判罗尔斯和康德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论文《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一炮而红——这也成为他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82年。
之后,他陆续出版了《正义读本》、《公正:该如何做是好?》、《钱买不到的东西:金钱与正义的攻防》、《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等九本书——在思辨著作不太受欢迎的中国出版市场,他的《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也能卖成畅销书。
很多人都会关心这么一个问题:在这个人人都在忙着刷微博、看脱口秀、追肥皂剧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哈姆雷特》吗?我认为,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我们反而更加需要莎士比亚、博物馆、图书馆与诗歌。如果将所有时间用于娱乐,我们将会忘记发展自我,甚至于无法发展作为人类所应具备的、更为高级的能力。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认为:“一个出于习俗而做事的人,并没有做出任何选择。他也没有锻炼自己的辨别能力,没有追求最好。心智和道德与肌肉的力量一样,只有通过使用才能得到提高。”脱口秀、肥皂剧当然会更容易让我们享受愉悦、获得满足。但,如同密尔所说,容易满足并不是什么好品质:“做一个得不到满足的人要好过做一头满足的猪。”
娱乐电影解构了我们曾经相信的诸多英雄与神话信仰,我也并不认为我们活在一个一切皆被解构的世界中。我们只是被分成了几个部分,一部分生活在被解构的世界中,我们不相信任何事,我们丢失了信仰与意义,而另一部分的自我,却并不愿放弃信仰,以及对更高级意义的追寻。因为我们感知到,如果缺失了对于意义的分享与追寻,以及对于信仰的确信,我们无法拥有一个好的社会,和一个好的生活。
这个时代,在我们体内,这两股控制力量一直在搏斗。而挑战就在于,在跋涉于能够将人淹没的娱乐与信息之海的同时,你要找到一条道路,通向更高级的意义、价值与信仰,将你的生命变得丰富,并有能力建造一个更好的社会。
为何我们会向往那些可能以出丑或愚蠢而获得名利的“名人”?因为我们缺少对于意义的追寻。
一个更好的社会需要公正。而要看一个社会是否公正,就要看它如何分配我们所看重的物品——收入与财富、义务与权利、权力与机会、公共职务与荣誉,等等。一个公正的社会以正当的方式分配这些物品,它给予每个人以应得的东西。如果社会中存在腐败,以及那些徒有大量特权却不做贡献的群体,他们的付出与得到不成比例,那么这种社会体系将会被认为是对公正的不敬。
名气、名人,这些由现代传媒制造出的传播式存在,也会成为社会不公正的一个方面。一个教师所做出的贡献、工作的强度,并不逊于一个脱口秀主持人,甚至他对于社会所构成的价值还会高于许多名人,但他所获得的酬劳却与名人天差地别。我有时也喜欢看脱口秀,脱口秀是没有错的,是社会分配的比例出现了问题。
这种社会分配比例造就了这样一个问题:有许多人不惜一切代价去获取声名,甚或于没有底线。而有些时候,我们享受这样没底线的结果——我们喜欢在传媒上看到这样的人物与事件。这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我们接受了更多低俗的表演,而对于名气的需求又让我们更加浮躁。我们接受了名气所带来的不公,接受了追名逐利者的一切行为,因为名气指向了某种意义上的成功。
为何我们会向往那些可能以出丑或愚蠢而获得名利的“名人”?因为我们缺少对于意义的追寻。我们对着电视上的浅薄娱乐节目傻笑,是因为我们想要获得愉悦。密尔也承认,“有时候在诱惑的影响下,即使是我们当中最好的人,也会选择低级快乐而推迟高级快乐。每个人偶尔都会抵挡不住成为电视迷的冲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知道伦勃朗和那些重复播放的节目之间的区别。我们之所以将《哈姆雷特》看做是伟大的艺术,因为它运用了我们的最高级的能力,并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加完备的人。”
在一个一切都以GDP衡量的功利主义社会中,当一个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都在按照社会规则,而非自我法则行事时,人们会深陷于消费主义与实用主义之中。
一个更加完备的人,遵循的是源自内心的法则。康德曾这样推理:当我们像动物一样追求快乐或避免痛苦时,我们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地行动,而是作为欲望和渴求的奴隶而行动。 根据康德的思想,自由地行动就是自律地行动,自律地行动就是根据我给自己所立的法则而行动——而不是听从于本性或社会传统的指令。
我并不认为康德的这种推理全部正确。我并不认为完全自由的行动,就是要摈弃一切来自于社会的规则与传统。要全面地认识自己,我们需要把自己放在社会关系中,我们的家庭、故乡,以及过去。尽管我们也会对父母,对故乡产生不认同感,但这也正是独立道德体系形成的一个挑战:我们不能够完全无视社会关系,但也不能成为它的囚徒。
在一个一切都以GDP衡量的功利主义社会中,当一个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都在按照社会规则,而非自我法则行事时,人们会深陷于消费主义与实用主义之中。如同肯尼迪在1968年3月18日发表的演讲:“目前我们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8000亿美元。然而它包括空气污染和香烟广告,包括对红木的毁坏和在动乱中损失的那些自然奇迹……它还包括那些为了向我们的孩子销售玩具而美化暴力的电视节目。”
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并没有考虑到孩子的健康,以及他们的教育质量或他们玩耍的乐趣;它也不包含诗歌之美和我们婚姻的力量、公共争论的智慧以及公共官员的正直。它既不衡量我们的敏锐,也不衡量我们的勇气;既不衡量我们的智慧,也不衡量我们的学识;既不衡量我们的怜悯之情,也不衡量我们对国家的忠诚。简言之,除了那些使生活富有意义的事物以外,它衡量一切。
我们不能将人当做物来对待,而应更珍惜人之所以为人所具备的那些能力——如康德所认为的,“自尊和尊重他人源自于一个相同的原则。公正要求我们支持所有人的人权,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以及我们与他们有多熟悉;仅仅因为他们是人类,具有理性能力,就因此而值得尊重。”不同的社会与文化,对于人类尊严的定义也会有所不同。但我认为,人类尊严的重点在于,人被当做人对待。
父母更应该去了解的并不仅仅是他们身处的社会需要什么人才,而应是自己的孩子——你的孩子要怎样才能够获得最为适合他自身的幸福。
在一个具备人类尊严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应发现自己所拥有的天赋与才能。这就要求教育不能仅仅只是机械教育,填鸭式的教学不能使学习者找到更完备的自我。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知识,知识的目的也在于使人能够感知,并使用到人之所以为人所具备的能力,使自己成为更加完备的人。教育应将学生完全置于文学、诗歌、历史、科学之中,让他们在其中思考,在思考中发现自己,并教给他们探索更高目标的能力。对于更高级艺术形式的理解与欣赏,是机械式教育所不能教会的。
不同的社会时期,所看重的人的才能各有不同。如同我在《公正》中所写:在中世纪时期的塔斯卡尼,人们对壁画师极为看重,而在21世纪的加利福尼亚州,人们对电脑程序设计师极为看重,如此等等。人的各种技能的收获好坏,取决于这个社会恰好想要什么。什么算作贡献,这取决于一个特定社会所恰好看重的各种才能。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根据社会需要,来选择自己通过教育所能够具有的才能?我听到在中国,有很多父母会为子女选择专业,以确保他们会有一个好的未来。但我认为,父母更应该去了解的并不仅仅是他们身处的社会,而应是自己的孩子——你的孩子要怎样才能够获得最为适合他自身的幸福。
现在这个时代,或许比起文学、哲学,科技更能够主导社会的走向,社会更需要人们具有科技方面的才能。有一种观点认为,科技的本意是将人类从劳作中解放出来,但现在看来,科技并没有带给我们自由。我并不会将解放人类的重任放在科技身上——科技本身并不会带给我们自由,它们只是工具,为了让我们有能力追寻更高级的目标。科技并不具备引领你的作用,真正能够映照出自由以及生存的更高意义的,依然是人类自身。
而这个社会中的“成功者”,很大一部分是正好拥有了他所在社会所需要拥有的才能。“成功者”所需要知道的是,他所获得的财富、声名、好生活,除了源自于他的贡献与付出,“运气”与“时势”也是成功的助手。而对于在同一个社会中,同样做出了贡献与付出,但却并没有那么幸运的群体,这些成功者需要对那些落后者负起他们应有的责任——如同罗尔斯所说:“没有人应得更好的天赋,在社会中占据一个更优势的位置。”
民主依然是件好事。中产阶级的扩大不仅仅意味着财富的均衡,他们也获得了通向更高级艺术形式的途径——而这也曾经是只属于特权阶级的东西。
虽然有一种观点认为,正是现今的民主造就了消费社会,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想要的东西。但在我看来,民主依然是件好事。中产阶级的扩大不仅仅意味着财富的均衡,他们也获得了通向更高级艺术形式的途径——而这也曾经是只属于特权阶级的东西。民主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它并不意味着一切:在获得更加公正的社会分配的同时,我们还要当心,不被无处不在的消费主义所分心。
然而,在这个平等意识日益崛起、市场化无所不在的时代,我们却发现这样一个现实:富足阶层与普通阶层的生活被完完全全地分开了。六十年代中期,我去看棒球比赛,最贵的座位是3.5美元,最便宜的是1美元。CEO们跟邮递员们坐在一块,所有人都要在一块排队上厕所,所有人拿的都是一样的热狗和啤酒。如果下雨,所有人都成了落汤鸡。而现在的球场里,CEO们集中在拥有多种特权的“空中包厢”,俯视“芸芸众生”——在现在这个民主时代里,你发现,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排队上厕所。当雨滴降落,不是所有人都会变成落汤鸡。
我们生活、工作、购物、娱乐在完全不同的场合。我们的孩子也在完全不同的学校。你可以把它叫做“空中包厢”式的美国生活——它并不适于民主,也并不是一个好的生活方式。
民主并不需要无限度的平等,但民主需要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能有让所有公民共享的地方。来自于不同背景、拥有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遇到彼此、讨论话题、碰撞观点——这让我们看到彼此的不同,相互探讨、互相妥协与容忍,这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并有意识地去关心公众利益——只为让我们共同拥有的社会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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