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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新中国法学的开山鼻祖与奠基人
2015-04-26 11:24:50 来源:楚天法治-社会与法 编辑: 秦彬

董必武——新中国法学的开山鼻祖与奠基人

--- 董老的长子董良羽谈父亲董必武

 

        董必武同志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深受全党全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是新中国第一代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这对于国人来说,是众所周知的。但他同时作为新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先行拓荒者, 新中国法学的开山鼻祖、 著名的法学家,并不是外界人人都了解的。

笔者有幸多次拜会了董必武的长子、原北京空军参谋长助理、湖北省董必武思想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董良羽。

这是一位慈祥、和睦,年过古稀的老人,19383月他出生在延安, 1948 8月,10岁时在华北军区荣臻小学上学,家住另外一个县,小小年纪只能住校,放假才能回家。幼时的他随父母辗转南北,生活极不安定。解放后,他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93年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退休。后回到武汉创建了湖北省 董必武思想研究会, 他对父亲的思想有较深的研究。

这是一位慈祥、和睦,年过古稀的老人,19383月他出生在延安, 1948 8月,10岁时在华北军区荣臻小学上学,家住另外一个县,小小年纪只能住校,放假才能回家。幼时的他随父母辗转南北,生活极不安定。解放后,他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93年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退休。后回到武汉创建了湖北省 董必武思想研究会, 他对父亲的思想有较深的研究。

低调、真诚、厚重、博学,一代伟人的影子在他身上可见一斑。 虽然他回老家的时间并不很多,但会见笔者时,他笑呵呵的说:我也是黄冈人呀,我们是老乡哟。举止言行之间均传承着父辈对家乡人民的一片深情与那清白朴实的家风。 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他深情地回顾了父亲董必武一生中那些不平凡的革命经历。 
   

                                                     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中唯一一个攻读法律的人

 

      1886 年3 月5  ,董必武出生在我 市红安县一个贫穷教书先生家里。他幼小聪颖慧明,十八岁就考中了秀才。 青年时代的董必武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立下了不为功名不为家的誓言。辛亥革命失败以后,1914年他东渡日本,考入日本帝国大学攻读法律,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 191710月,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董必武认定: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19198月,董必武回到武汉,宣传马克思主义,兴办学校,培养青年人才。19208月,董必武、陈潭秋等组织了武汉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

    1921 6月,董必武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积极参加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1934年董必武参加长征,拉着马尾巴翻过雪山。到陕北后,他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抗日战争时期,董老作为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与周恩来一起在重庆做了艰苦卓绝的统一战线工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打下了可贵的坚实基础。

    1945 4月,董老代表解放区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到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并在宪章上庄严地签下自己的名字。解放战争时期,董老担任中央财政部部长,加快了统一财政的步伐,参与创建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全国统一的货币人民币。19488月,董老当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194910月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新中国建立以后 ,董老先后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

他两次留学日本学习法律,1928年党又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学习,加之他对中国文史典籍谙熟于胸,对古今中外的法学具有广博的知识,他是新中国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唯一的一个攻读法律的人。他始终强调要依法治国。他说: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说到文明,法制要算一项,虽不是唯一的一项,但也是主要的一项。简单地说,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他为中国的法律文明转型奉献了自己的政治智慧和雄才大略,他成功地把这场法律文明的转型推进到了中国法律文明史上的一个全然新型的阶段,并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准备了思想摇篮。

       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与新中国法学的开山鼻祖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董必武就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并一度代理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主持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司法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必武担任政务院第一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又当选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无论在哪个岗位,他都一以贯之地重视法治,他为我国的法学研究与法制建设,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董必武担任着党和政府多项重要领导职务,但对对新中国第一个政治法律研究团体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工作,董必武经常事必躬亲。 1953422日,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成立大会召开,到会会员425人。董必武当选为学会主席,沈钧儒、谢觉哉、王昆仑、柯柏年、张志让、钱端升当选为副主席,史良等38人当选为理事。426日,董老主持召开学会第一次理事会会议。为创办学术刊物,他多次与中宣部、出版总署协商。195451日,《政法研究》出版。董必武题写了刊头,撰写了发刊词。为了保证《政法研究》的稿件质量,董必武特别邀请中宣部的同志参加拟定编辑计划,每期审阅3篇重要稿件。董老自己也经常审阅《政法研究》即将采用的重要论文。为增进对国际法学界限额书动态的了解,董必武还提议创刊了《政法译丛》。他还找主管《光明日报》的中央统战部负责同志,建议在报纸上开辟法制专栏,选登部分学术论文。

董良羽告诉笔者,董必武那时就非常注重宣传。根据他的倡议,《人民日报》、《新华月报》等开辟了政法专栏,刊登和转载政法工作方面的文件、报告及论文,宣传政法工作。 
    在筹建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的同时,董必武还亲自关怀筹划创建专门出版政治法律书籍和法律文献的出版社。新中国成立时,在人民出版社有一个出版法律书籍的编辑组,但没有专业的编辑人员。董必武认为这样的情形,不适应加强法制宣传、促进法学研究的需要。他先后多次向中央建议,组建专门的法律出版社。法律出版社成立,为加强法制宣传、促进法学学术交流创造了条件。

1953年起,董必武为创建法学研究机构、建立专业研究队伍多方奔走呼吁。作为德高望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董老此举非同一般,意义深远。

在那个年代,由于一些同志对法学的某种偏见和误解,把法学和政治学混同起来;再由于全党对法制建设的极端重要性缺乏认识,董心武关于建立法学研究所、开展法学研究的建议,被一拖再拖,终难落实。但董必武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锲而不舍,多方呼吁。19569月,在党的八大会议上,董老作了大会发言,对法学研究现状提出了尖锐批评。 

董良羽说,这显示了父亲对法制的不懈追索,也表现了极大的勇气。 
  他的声音至今回响在我们耳畔———“我们的法律工作者,直到今天还没有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从法学学理上写出一册像样的阐明我国法制的书,现在有的还只是几本小册子。法学是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我国科学院有50几个科学研究所,而法学研究所至今尚在商谈筹备中。法律工作系专业性质的工作,而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还没有完全受到专门性质从业人员应有的待遇。因此,他在 加强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 的发言中,再次振臂呼吁必须把法学研究所的机构迅速建立起来 
  经过董必武的不懈努力,在党的八大之后,建立法学研究所的工作逐渐进入实质性阶段。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张友渔。张友渔青年时代在国立法政大学法律系学习,后留学日本。20世纪30年代回国后,先后在燕京大学、北平大学等担任教授,多年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他的夫人韩幽桐也是一名法学家。抗战时期,张友渔曾在中共南方局工作,是主持法学研究所的首选。但当时张友渔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脱不开身。直到1958年,张友渔才调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任副主任兼法学研究所所长。同年108日,法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我国法学科学终于步入了科学院的大门。

董必武以战略家的眼光,早就看到了加强培养马克思主义法律工作者的迫切性。在紧张筹建新中国之时,他就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创办中国政法大学的方案。194884日,他与薄一波等签署了《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北平政法学院改为政法大学的决定》,并任命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谢觉哉兼任校长。此后又成立了中国新法学研究院,任命沈钧儒为院长。董老对政法学院和综合性大学法学院系的改革和教学也极为关注。鼓励他们尽快培养出政法教师,摸索出政法教学的经验。教育部在与董老及政法委员会商量后,确立成立北京政法学院,并设想在各大行政区也设立政法学院,这对政法院校后来的维持和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高等院校在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等综合性大学都撤销了法律系。董必武认为如此是很不适当的。北大法律系就是在他亲自呼吁和推动下重建起来的。并亲自选了司法部教育司司长兼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教务长陈守一,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他语重心长地对陈守一说,一定要培养中国自己的法学教育典型,开拓出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法学教育的路子。武汉大学第一任法律系主任韩德培,知道董必武曾经在日本研修过法律,本身也是个法学家,曾经写信向董老请教:未来的新中国是否需要法制建设?应该怎样进行法学研究?董必武很快回信:他很明确地告诉韩德培:新中国当然需要法制,没有法制不行;研究法学需要理论联系实际,研究中国的法学就必须联系中国的实际。继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及北京大学之后,各综合性大学也相继恢复或建立了法律系。这就为高等政法教育构筑了发展的基本阵地,董老亲手绘制的法学教育蓝图变为现实。 

19545月,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那时,董老已是近70岁的老人,他以《关于党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为题,整整讲了4个小时。董良羽回忆说,父亲对那次讲话十分重视,收集了大量实际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写了许多便笺和笔记。讲话阐述的第一个问题是培养人民群众的守法思想;第二个问题是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并率先指出了群众运动对法制建设的副作用,适时提出了按法律办事的指导思想。在谈及了法学研究现状。他说:直到现在专门阐明我国法律的书籍是很少的,报纸杂志上阐述我国法律的文章也不多。我们的许多法律除了报告人的简短说明以外,从法学上来科学地分析说明从而奠定我们法律科学的基础的著作,更是少得很。他指出,法律工作不能落后于客观的要求,而要开足马力,迎头赶上。这篇讲话当时并未公开发表,也未印发与会同志。在我国法制建设历经曲折尤其是文革灾难后,人们更加认识到董老当时思想的强大生命力。1978年年底,一些老同志重新看到讲话的记录稿,激动不已,郑重地推荐给中央领导同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董必武这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重要文献,同他在八大的发言等重要文章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全国各大报章纷纷转载。

董良羽说,在研究董必武法制思想时,他看到了那期间父亲的不少谈话、报告等。他的主要讲话、报告,先后被收录入《董必武选集》、《董必武政冶法律文集》、《董必武法学文集》等著作中。 
    法学如今作为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在国家民主政治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吃水不忘掘井人,董老就是新中国法学的开山鼻祖和掘井人。正如原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老秘书任建新同志指出的:董老无可争议地堪称我国人民民主法制的先行者、开拓者和奠基人。 

 

                  最早提出“依法治国”理念并一直身体力行的人

 

新中国成立前夕,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通过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华北人民政府,选举董必武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华北人民政府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前奏和雏型。摸索积累政权建设的经验,以便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政权做准备,是中共中央交给华北人民政府的首要任务。 
  董必武在就职仪式上朗声宣布:华北人民政府是由游击式过渡到正规式的政府,首先要建立一套正规的制度和办法,要创立新的法律、法令、规章制度,要按照新的法律、法令、规章制度办事。用短短13个月时间制定颁布了200多项法令、法规、训令、通则等。 
  董必武用革命精神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学习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律、法令、条例、决议,来搜集与研究人民自己的统治经验,制作出新的较完备的法律来。他在主持华北人民政府期间,为新中国民主法制进行的开拓性工作是不可复制的。 
  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及政务院各部门领导人任命后,能够在短短的10天后开始正式办公,就是由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大都有华北人民政府各部门作基础。 
  正如聂荣臻所记叙的:刚进城时候的政府实际上就是1948年在石家庄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仍由董必武任主席。进北京以后,他那个机构就代管全国行政事务方面的事情了,直到1949101日,才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在他那个基础上组织了各个部。

董必武为新中国司法机构和人员布局谋篇真正做到了呕心沥血在董必武主持下,先后制定了《中央人民政府惩戒违法失职人员暂行条例》、《中央人民政府任免国家机关人员暂行条例》及国家机关的办公制度、程序等。这些法规经多次修改后,于1949年末分别通过,使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规可循。《最高人民法院试行组织条例》、《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也在1220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这是新中国颁布的政法方面的第一批组织法规。

新中国成立时,除公安机关比较健全外,检察、法院、司法行政机关都极为薄弱。检察署的设置是董必武在拟订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纲要基本问题时提出的,后经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通过,才在中央人民政府正式设立。犹如平地起楼台,有人常对检察机关的设立提出疑问:有公安、法院,还要检察机关干什么?主管国家司法行政工作的司法部,是在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的基础上建立的,地方政府绝大多数都没有设立司法行政机关。 
  董必武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在第一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他说,建立人民司法工作:一要建立一系列机构,如法院、检察署等,才便于进行工作;二要准备培养各级司法工作干部,干部决定一切,如果没有干部,司法机关即使建立起来,也难以完成工作任务,训练和培养人民司法干部是长期的工作;三是要有法律,他说,制定完备的法律需要长期的工作,法律一下子不完备不要紧,先有一个基础,逐渐发展,逐渐充实,就会趋于完备的。在董必武的推动下,至19514月,全国新建人民法院891个,连同原已建立的共有2458个人民法院。多数法院设立了刑事、民事审判庭,司法行政处和秘书室。基本上实行了三级二审制,建立了上诉制度,建立了死刑复核制度;部分人民法院开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有重点地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一些农村地区的人民法院开始实行就地审判以便利人民。

第一届全国人大后,国家机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但董必武依然十分关注政法工作的全局问题。1955127日,董老经过认真考虑写了一份报告给刘少奇并报毛泽东。报告说,目前政法机关的设置,各部门党组分别直属党中央,政法各部门缺少一个统一的协调组织,建议在党中央设立一个法律委员会。认为自己年龄已大,推荐彭真负责此项工作。 195676日召开了第一次法律委员会会议,宣布彭真任主任委员,董老等任委员。 
     董必武法治思想的核心是依法办事。19569月,他在党的八大作的《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言中提出:党中央号召公安、检察、法院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办事。我认为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依法办事就是清除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现象的主要方法之一。怎样才能做到依法办事呢?董老认为:其一,必须有法可依要赶快把国家尚不完备的几种重要的法规制定出来其二,有法必依。凡属已有明文规定的,必须确切地执行,按照规定办事;尤其一切司法机关,更应该严格地遵守,不许有任何违反。他认为,实现依法治国法治原则的关键,是要清除从旧中国封建专制制度遗留下来的特权思想;同时,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国家法律,依法办事。 
     董必武的八大发言作为充满马克思主义智慧的光辉文献,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民主法制建设的经验总结,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成果之一。 
   多年以后,薄一波说:八大展示的探索成果,在经济领域以外的,要算董必武同志关于法制建设的观点最为重要。董老在八大的发言认为,在废除旧的《六法全书》之后,要逐步完备我国的法制,写出我们自己的《六法全书》。要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土地使用法等一系列法律。他明确提出了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认为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可以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群众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的年代,他对法制建设的认识达到这样高的境界,是很可贵的。”

长期研究父亲思想的董良羽认为,依法办事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思想,是董必武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法律观,总结研究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得出的依法治国方略的新结论。董必武所说的依法办事,涵盖了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法立法、依法司法、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军;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则把健全法制与实施法治紧密结合起来。依法办事的实质就是依法治国,只是没有直接使用依法治国的概念。这与1954年他提出的按法律办事相比较,不但表达形式更加准确,而且内容更加广泛、更加深刻,更具有深远意义。它是董必武法学思想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宝库中的瑰宝。

秦 彬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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