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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做你能做的
2015-04-25 21:36:38 来源:楚天法治-社会与法 编辑: 秦彬
法律人,做你能做的
一路走来,不觉已过四十,几位同龄人聚在一起,有人感叹:我们在一个法治精神缺失而经济急剧膨胀的年代选择了法律专业,毕业后又选择了进入国家机关而不是自由职业,四十盘点,除背已微驼、两鬓白发早现外,只有稍许对中国法治不死的贼心了。
  三十自述《未来有法治国之前》中,言道:“多年来,我不停地说,不停地写,在十字街头呐喊着,虽声音已日渐疲惫,但心灯犹燃。因为始终认为:哪怕每一篇文章只召集了一位同志,中国的法治总是多一分希望。”
  在三十五时曾自述《当法治成为一种信仰》中,言道:“事实上,多年来以法院这一社会纠纷的聚焦点为谋生的栖居地和观察中国法治进程的了望哨,通过对无数鲜活的人间悲喜剧的阅读理解,不惑之年,逐渐接近矩阵帝国的源程序,开始觉得自己似乎有能力破解源代码的时候,却害怕了、退缩了。”
  我向读者所勾勒和描述的法治的罗马城,其实只是为自己构建的精神上的避难所,在对美丽新世界的向往和憧憬中含有轻度迷幻药的成分。
  如今人生离四奔五,如果再写一篇《一位法律人的四十感言》的话,似乎已提笔忘言。
  上初中的女儿问我:爸爸,你从事法律工作后悔吗?
  我想,我得好好地问一下自己了,对自己“触法网”后22年的人生来一次磁盘碎片整理。
  选择了不要悔小车不倒尽管推
  我是在1990年考入厦门大学法律系的。那时的法学院,并没有如今天这么普遍或者说是泛滥,印象中老师介绍,综合性大学中只有14所设有法律系。在厦大,法律系和政治系、哲学系合并称政法学院。
  不知是有意撮合还是无心插柳,政法学院和艺术学院这两所气质截然不同的学院被同步安排在新区。两个学院的学生混住同一幢楼中,却一眼可分。食堂中,男女同桌,有说有笑,间或开一些小玩笑或玩一些小游戏的,肯定是未来的艺术家们;男女分桌,低头吃饭,寡言少语,吃完后腋下夹书匆匆离去的,多半是未来的法官、检察官和政府官员了。
  这两种不同的气质却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仲夏夜,海风入山,山风赶海,人在山海之间,风风拂面;近处,山间蟋蟀声,远处,海涛拍石声,声声入耳;法学院模拟法庭的辩论声,铿锵有力,艺术学院飘出的钢琴声,若有若无,如同背景音乐。
  毕业时,工作尚好找,大部分人留在了厦门,海关、工商、税务等强势行政机关成为择业首选,银行、保险、大型国企、电力水务等垄断部门亦是热门。确实挤不进,如果不想档案被退回生源地的话,公检法成为兜底单位。于我,出身小城镇,无贵人牵引,凭几篇发表的文章,能进入城区法院,算是造化了。
  思明区法院10年,命好,碰到的两任院长,第一任虽然是军转出身,炮筒里出来却十分重视笔杆子,庭里呆不到一年,就被调到办公室专职信息调研;第二任院长就是从中院下来的年轻的科班生,以锐意改革著称的陈国猛,跟着他搞司法改革,一把法槌咚咚地敲响全国。若干年后,最高人民法院筹组“司改办”,一张商借函就被传到“大理寺行走”。9个月后,深感“京城米贵,居大不易”,放弃了全家“抬籍入京”的机会。
  法院工作19年,竟然流转了4个法院,3个基层1个中院。2008年还在最高人民法院免费吃了近一年的食堂,若算上1996年福建省高院跟班一个月,竟然是全国法院系统为数不多的四级法院都混过的人。
  在法院内部,干过刑庭、经济庭、参加过“执行大会战”,坐过研究室咬文嚼字的活计,当过办公室杂七杂八的总管,到海沧后任审监庭庭长兼任过审管办副主任,也算是那种“除纪检及党组外”,大部分的活都干过的“法院万能贴”干部了。
能独立思考说明你活着
  人是向死而生的。从哲学家的角度而言,每个人的出生,都是面向死亡的倒计时,一辈子即使活到80岁,也无非是29200天。这中间,还包括成长学习的十几年和与衰老疾病死亡相抗争的老境。
  那么,在你的一生中,你想做些什么,你能做些什么?这个问题,思考得越早,你的人生规划就展开得越早。
  作为一个法律人,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中国法治进程的观察者、思考者、记录者和力所能及的推动者。”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这么做。
  最早的时候,在当地党报上登的豆腐块,一篇文章只有5元或10元的稿费,而一碗宵夜面线糊就要4块钱。在电脑还是奢侈品的上世纪90年代,文字工作都是手工活儿,一篇千把字的文章,草稿、誊写,就是一个晚上耗眼神和手腕酸痛的忙碌活。当时,思明区法院刑庭的办公室,一位小书记员在整理完卷宗后,就拿出稿纸开始勾勒他心中法治的罗马城,因为他认为:一篇文章登在报纸上,总有一万人阅读、一千人认同、一百人行动。
  在《法治的罗马城》中,我这样写道:“在法治国中,法官的职责就是孤独而又执著地守望法律,如同守望自己的精神家园。但在当今的中国,在法律的罗马城没有建立起来之前,法官就不可能是高贵而孤独的王侯,而应当是个泥瓦匠,从抹一把泥砌一块砖做起;是个农夫,从撒一把种子锄一次草开始;应当是个传教士,把法律思想的种子撒向每一颗心灵深处。
  “因此,我向孩子讲述法律的故事,因为他们没有受固定思维污染的眼睛就是一片明亮的天空;我写每一篇小小的法律文章,讲述我对于法律的迷恋与信仰,因为每一个对我的文章有所心动的人,就意味着法律的种子在他心中的萌发。
  “未有法治国之前,让我们将抱怨的时间节省下来,烧好每一块砖。”
  但是,我们行进在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日益富足的生活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在一个政治文明、公民社会发育与经济发展脱节的国度,无论得到的还是没有得到的都愤愤不平。同样一个人,走路的时候骂开车的霸道;有朝一日阔起来,则骂走路的人挡道。
  作为一个法律人,生活在中国法治的理想和司法现实中,在保存自己的法治理想的同时却必须直面中国司法最阴暗的一面。困惑、痛苦、挣扎、抗争,最后只能是伤痕累累后的妥协。
  在一段时间内,我召集了法律人茶座,定期或不定期地在一起聊天,其实就是一群人取暖般挤在一起,互相呵护和鼓励,尽力维系着每个人心中那盏被重重压迫的心灵之灯。
  每一次,我将茶座中思想碰撞产生的火花收集起来,就成了一些法律杂文,将其发表出来。因为我认为:“思想的力量在于传播,法治的力量在于启蒙,宪政中国最坚实的基础,在于有独立思考能力和自由脊梁的公民数量上的增长。”
  随意而安与我心依旧
  在思明区法院的10年,我就这样自得其乐地活着。
  本以为就这种随遇而安的心态,可以在思明区法院干到退休。谁知2003年竟然碰到三区合并干部分流。彼时海底隧道尚未打通,上班一趟需费时一个半小时,碰上堵车时间更长,等于一天至少3个小时费在路上。“每天像个包裹被扔在长途货车上搬来搬去,有时下了班,连进食的欲望都没有,一头扎在床上,一两个小时后才能感觉身体如抽丝般复了点元气。”
  发现抱怨无济于事后,我静下心来开始观察脚下的这块土地,现代中国的另外一张面孔:乡土中国。3年中,我写了《超越无讼》《熟悉之治》《冲突与对话:当国家法碰撞民间法时》,自称为“土鸡土鸭法学”。
  2007年从翔安调到海沧,似乎是个命运的转折点。一日,一张盖有最高法院政治部印章的商借函传真至单位。
  彼时,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云集着全国各地召集来的法官和学者,其中不乏名人,更多的是年轻而富有朝气的基层法官,大家在传阅着一份传说中的司改方案。在这套方案中,几乎罗列着我们所有的梦想或者说是对法治国的设想。但很快,就不难发现丰满的理想和骨感的现实间的鸿沟。
  第一年,参与的课题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第二年的课题是“司法改革与中国国情研究”,这个课题开始的时候,我水土不服的征兆开始显露,思乡病日益严重,终决定南归。
  临走时,部门酒聚,醉了郝银钟,伤感了一帮兄弟。他们对我的去意表示理解,希望能在基层继续关注中国的司法改革。
  “放心。当清晨第一缕光线照在山坡上的时候,真正改革的号角会吹响,那时候,亚瑟王的骑士们无论星散何处,都会应召而来。”
  骑士的说法来自于一次茶会,当一群法律人聚在一起以理想和信念相互鼓励和取暖时,一位仁兄提出:在中世纪的欧洲,骑士不仅是沙场上的武士,也是信仰的守护者。亚瑟王的圆桌骑士,手中的剑就是荣誉的投票权。法律人守望法律,如同骑士守护圣殿。于是,诸人以骑士自封。
  结语:做你能做的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最后,辛德勒认为自己做得还不够,犹太人握住他的手,说:你已经做了你所能做的,结局如何并不重要。在我们看来,救一人即救整个世界。
  闻此言时,内心一凛。
  佛家说:心生善念,三界感存。
  作为一个人,我来过,活过,几十年后,天空杳无痕迹,鸟儿却早已飞过。一位信基督的朋友告诉我:人生存在的价值,就是寻找和见证某种真理存在的过程。他告诉我这句话时,眼神十分专注,似乎要逼视我内心深处的灵性。
  我没有信他们的神,但赞同信行对于生命意义的诠注,尊重他们对信仰的执著。
  二战中,美国大兵在冲出战壕前总是这样祈祷:上帝,请赐给我勇气,让我去改变我能改变的;请赐给我耐性,让我能接受我不能改变的;请赐给我智慧,让我区隔二者。
  人生智慧,菩提无树,明镜非台,心怀梦想却不胡思乱想,该吃饭时吃饭,该睡觉时睡觉,做你能做的,应然,实然,了然。
  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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